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深刻认识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应运而生，是新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思想深入回答时代之问，不断引领时代前进。

深入回答时代之问。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始终与新时代同频共振，深入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这一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索解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不断引领时代前进。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之新，新在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目标任务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踏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吹响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伟大进军的号角，照耀着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人们正在见证的并非西方有人宣称的“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正焕发蓬勃生机。

深刻认识领会理论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以全新视野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拓展、升华。比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树起新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树起了新的里程碑。这一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立足新时代思考和把握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这一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书写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篇章，指引我们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不断迈出新步伐，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深刻认识领会实践意义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发展中展现出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紧密跟踪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比如，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创造性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针对发展方式粗放、供给体系质量不高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迈出新步伐；针对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总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卓著；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规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指引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实干成就梦想，实干才能兴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汇聚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深刻认识领会世界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更加有效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同志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命运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已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它主张国与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反映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汇聚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有尊严、发展成果和安全保障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积极支持流域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流域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防洪安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与此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庄严的仪式上宣誓就职。

凌晨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七楼隆重举行。

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这时，整个大厅响起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1时35分，全部由港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始宣誓就职。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健步走到主席台前第一个宣誓就职，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董建华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1时38分，在李鹏总理监督下，由董建华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23名主要官员，走到主席台宣誓就职。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领誓。

接着，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14名成员，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59名议员，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常设法官、高等法院法官36人，分批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职，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分别领誓。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监誓下，他们依次作出庄严承诺。

随后，李鹏总理发表了讲话。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接着讲话。董建华表示，他受国家和人民重托，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感到无尚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

他表示将以忠诚的心志，坚决执行法律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神圣责任，带领650万富于创业精神的香港市民，坚定地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道路向前进。

澳门回归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澳门，这漂泊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母亲的怀抱。

12月19日23时42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开始。在礼号手的号乐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交部长唐家璇、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葡萄牙总统桑帕约、总理古特雷斯、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伽马、共和国议会副议长科伊索罗、澳门总督韦奇立同时登上主席台主礼台。随后，中葡双方仪仗队举行敬礼仪式，双方乐队奏致敬曲。接着，桑帕约总统首先发表讲话。 23时55分，降旗、升旗仪式开始，中葡双方护旗手入场。23时58分，在葡萄牙国歌声中，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开始缓缓降下。 零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46秒后，两面旗帜同时升到旗杆顶端，猎猎飘扬。至此，中葡两国政府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零时4分，江泽民主席发表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回到祖国怀抱的澳门同胞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向所有为解决澳门问题作出贡献的人士，向世界上一切关心和支持澳门回归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泽民说，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取得的重大进展。“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江泽民说，澳门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将依法保护所有国家和地区在澳门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坚信，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同胞一定能够把澳门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 最后，江泽民主席以坚定的语气说：“回到祖国怀抱的澳门，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随后，江泽民主席与桑帕约总统等中葡两国的主要代表走到主席台前，握手合影。

零时10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结束。 出席交接仪式的约2500人。其中有5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40多个国家驻澳门总领事、名誉领事和国际组织驻澳门的代表，以及一些国际友好人士。澳门各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台湾同胞，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也出席了交接仪式。来自世界各地近300家新闻媒体的3500多名记者对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进行了采访报道。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鲜明主题，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认识它的实践价值。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坦，我们经受的磨砺很不平凡，既面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又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既面临非典疫情、特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灾害和风险的严峻考验，又面对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大事和喜事的能力检验。我们党带领13亿人民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大幅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力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新风貌和新形象，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恢宏答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丰硕的实践成果、生动的发展事实，充分彰显了科学发展观的真理力量，充分彰显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必须深入领会它的理论贡献。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科学理论，就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就在于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指明前进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必须全面贯彻它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之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就必定能担当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2年11月14日 中共十六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载入党章。

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句话极为重要，它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阐发。这一重要讲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十六大报告的上述科学论断，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

十五大报告对20世纪中国历史作了一个概括：“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无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

邓小平是领导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同继承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统一起来，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世界局势，形成了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对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的认识，是随着新时期历史发展而在全党逐渐提高的。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十二大报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同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相比拟，并且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什么样的新的理论？自然就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新的理论。

党的十三大，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谓呼之欲出了。

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又一次伟大革命”，并且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概念，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系统地论述了这个理论的科学意义和主要内容，规划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任务。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我们全党在旗帜问题上的共识已经大大提高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以后，江泽民在学习第三卷的报告会上已经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

在全党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在邓小平逝世时的悼念活动中，江泽民代表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一系列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著名论断：“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还有两个“如果”：“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论断：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一个新的有深刻历史内涵和理论内涵的科学论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予以通过）。

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纪委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 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大会上，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

大会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同时，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书记、副书记。

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但是，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中共八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距离1945年的七大召开整整过去了11年，这11年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次会议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党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里就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全国政协礼堂。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当时出席会议的有1026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1073万党员在这里共商国是。在中共八大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做了激情澎湃的讲话，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已经拉开了帷幕，中国即将迎来一个万象更新的局面。

党的八大就提出来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我们要建设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跟我们现在目前是落后的农业国的这种状况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跟目前我们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提出，第一符合国情，第二实事求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党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

党的八大使得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由原来的这个解放生产力要转变为着重发展生产力，可以说这是八大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贡献。而且“八大”在我们党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它确立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口号，他说,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而开幕词中那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更成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格言。八大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如今依然彰显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仅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阶段，也包括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10月25日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场外景

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在休息时交谈

1954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迎来了一千多名意气风发的“新中国的主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中有93岁的齐白石，也有19岁的郝建秀；有工业劳模王崇伦，也有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农民申纪兰。当时一位记者这样记录这场盛事：“他们从车床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从海岸的防哨来。放下钳子，放下犁耙，放下笔杆、圆规……同他们所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商量着国家大事。”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为了顺利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年4月起，人口普查、选民登记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掀起了规模空前的选举热潮。对长期饱受封建专制压迫、从未真正行使过选举权的老百姓来说，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当年情形时说，“各地投票之日就像盛大节日，选民们穿上整洁的衣服，兴高采烈地来到选举站，投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

经过一年多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共选出1226名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千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带着六亿人的嘱托，以主人翁的身份来到北京，集体决定着国家大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增加县乡人大代表名额基数……随着国家发展、社会变化，选举法也在不断作着调整。正如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所说，无论制度如何延展，它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一脉相承，它的根始终是人民群众。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毛泽东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是1946年6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基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1949年10月1日，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到1950年6月，残存在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被全部歼灭，仅有少量逃往台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此，解放军完成了解放全国大陆和近海岛屿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第二次国共内战胜利，统一了中国大陆。

 

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思想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世界的思维规律，为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革命和建设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实践证明，凡是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革命、建设、改革就胜利、就成功、就顺利、就前进、就发展，凡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建设、改革就会走弯路、就倒退、受挫折，遭失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然如此。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更好地学习、理解、掌握、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客观需要，迫切需要。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渊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棵大树的根，毛泽东思想就是大树的主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大树的枝和叶，是一个有机的不能割裂的生命共同体。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得益彰、相映生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全面领会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真谛；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贯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将二者割裂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能从渊源上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内核，我们的理论自信就会大打折扣。为了更好地坚持理论自信，就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文化丰厚滋养完美结合、适合中国本土国情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无往而不胜的思想武器，是被中国革命长期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是立党之本、建国之本、发展之本、兴业之本。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绝不能动摇。

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最高境界的道德思想，是道德高尚者健康成长的思想引领、精神营养。毛泽东思想倡导人们追求崇高精神境界，致力培育爱国爱民、廉洁奉公、思想品格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学习毛泽东思想，践行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具有这样高尚思想品格的人，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绝不会堕落腐败。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欢送一批青年学生奔赴抗日前线时的讲话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中心的团结。

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中，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强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紧接着，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历程的特点出发，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红军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和赤卫队。与此同时，经过团结、教育、改造工作。至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等县部分地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5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接着成立了袁文才任主席的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红军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配合下，接连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至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之后，又打破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两次“会剿”。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4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后，留下一部红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翟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也出席会议。会议主席李维汉，实际主持人瞿秋白。会议第一项议程，由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接着，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大会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顾顺章、彭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张同焘、李立三等7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又称八一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起义由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国共合作的首发地。

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在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战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第二次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两党关系始终没有破裂，统一战线得到维持，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

“第三次国共合作”最终流产。美国人为达到“托管台湾”最后使台湾独立的目的，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金门、马祖历来是福建省辖地，蒋介石在此设福建省府，既保全了不因只有台湾一省而使“中华民国”沦为地方政府的体面，又可以据此反击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曾多次逼蒋从金、马撤军，而蒋则回答“无金马则无台湾”，强调金、马在军事上的价值不可或缺，中共的攻而不取又正好为蒋介石提供了佐证。无怪乎有人说：毛泽东是台湾最好的代言人，这是两党真戏假作，以破坏美国阴谋的隐性合作。可以看出，蒋介石派宋宜山到大陆也是这种背景的产物。遗憾的是：蒋介石放弃了“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国的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并使广大工人摆脱黄色工会的控制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２年５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党的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会等；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同时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等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 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 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 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人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人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人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